“右派”征婚

　　1939年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丁乃钧，本是一名普通中专生。1956年中专毕业后，担任成都地质学院实验员。第二年的“反右”运动中，他被划为“右派”，从此命途多舛。1958年下放川西“监督劳动”，1960年开始“劳动教养”，1978年摘掉“右派”帽子，整整20年，丁乃钧蜷缩在西昌农村，婚姻大事了无着落。

　　本来，在1966年解除“劳教”后，丁乃钧是有机会恋爱结婚的。期间也有人介绍过对象，可他对女方的条件不甚满意。加上亲友都在淮安，他担心一旦在四川安家，就很难再回家乡。固守着简单的理由，到1978年，40岁的丁乃钧仍孑然一身。1979年“落实政策”，丁乃钧摘除了“右派”的帽子，安排了新工作，被选到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教。“我的专业是地质，现在教数学，要和数学系毕业的大学生同台竞争，压力可想而知。”为了在讲台上站稳，丁乃钧只得拼命工作，找对象的事无暇顾及。

　　很快到了1980年。年末的一天晚上，教学上已有起色的丁乃钧批改完作业，随手拿起从教研室带回的《人民日报》。看到报上的广告，丁乃钧突发奇想：既然产品能在报纸上做广告，那么，单身的我是否也可以在报上发表征婚广告呢?丁乃钧的想法是，征婚覆盖面比较广，不像他人介绍——既有限，又受人际影响，很被动。通信联系时，还能测测对方的文化水平。

　　丁乃钧很兴奋，连夜提笔给《人民日报》的编辑写了封长信。信中，他向编辑解释难以找到理想配偶的苦恼。信末，他“斗胆”问编辑能否为他打一则征婚广告。第二天一早，投完信件，丁乃钧就去上课了。课没上完，丁乃钧就后悔了，为人师表的教员怎么能做如此出格的事呢?下了课，丁乃钧心急火燎地往邮局赶，谎称不小心装错了信，请工作人员帮忙找出来。回答说，邮车已经开走了。

    丁乃钧“想哭却哭不出来”。他突然希望，那封信最好在邮递中丢失。或者，编辑看到信时，只当是某个神经病异想天开，一笑了之。可有远方的美人寄信来?在江津校园，因为征婚启事，丁乃钧成了流氓、恶棍。

 

    寄信的还真不少

    这封信还真给《人民日报》出了个难题。当时的编辑赵立回忆说，接到丁乃钧的来信，情感上非常愿意帮助他，但又很为难。1949以来，中国还没有报刊公开刊登征婚启事的先例。况且，丁乃钧刚摘掉“右派”帽子，“政治影响一时难以消除”。刊登征婚启事，必须考虑到这些政治影响，怎么办?赵立向领导请示。

    正好这时候，社会上曾风传浙江有一位老母亲给毛泽东写了封信，说她有一个儿子，年龄很大了，还没有找到对象，要毛主席帮她找个儿媳妇。报社领导意识到，丁乃钧的事和这位老母亲说的事，绝不是个别现象。经过讨论，报社决定支持征婚这件“新生事物”，“为百姓做点实事”，假设出了问题，由报社担责。

　　1981年1月8日，“第一则征婚启事”就这样出生。不过，考虑到政治风险，启事并没有刊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而是登在人民日报社旗下刚创办不久的《市场报》上，“这符合这个伴随改革开放而创办的国内第一份经济类报纸的精神”。编辑们低调地将征婚启事放在了一个不太醒目的位置。报纸上的丁乃钧戴着“墨镜”。他笑着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：“那可不是我耍酷，当时我的眼睛有点儿不好，经常戴变色镜，照相时光线太强，结果片子出来就像戴了墨镜似的。”

　　启事刊发时，丁乃钧刚好在探亲的路上。一上宜昌站，他就在候船室看到了那期报纸。“我很吃惊，没想到真会登出来。报纸被传来传去，全船人都在说这事，感到特稀奇。”丁乃钧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。

　　在江津校园，因为征婚启事，丁乃钧成了流氓、恶棍。许多人在背后骂他，说他给社会抹黑、污染社会主义风气。还有人带着讥讽奚落他：“丁兄，可否有远方的美人寄信给你?”

　　寄信的还真不少。自广告发表后，信件纷来，到达丁乃钧手上的就有400多封。与他当初的预料不同，应征信件多来自西南、东北等边疆地区，家乡江苏周边的应征者寥寥。看完所有的信，丁乃钧选择了一位吉林的张姓姑娘。他说，这姑娘，字写得特别好，“还有点文采”。看到《市场报》第一次“吃螃蟹”，不但未引发政治地震，还获得诸多好评，国内众多报刊坐不住了，纷纷复制，征婚启事开始堂而皇之流行开来。

　　《中国婚姻家庭非常裂变》一书称，先是《武汉青年报》开辟了“凤求凰”征婚专栏。结果，求凤求凰者不断上门，编辑部专设了接待组，并且又加开一个版登启事。接着，《家庭》杂志创办“爱之桥”，以“温柔恬静、清新秀丽”号称，征婚语言也用时兴的港台语。

　　畅销东北的《妇女》杂志，设立“鹊桥”，启事长短与其他刊物相近，却把求偶者性别以黑体标出，让读者对征婚者是男是女一目了然。《青年周刊》的“征婚启事”栏，用一色小五号字连成片，并且每则启事前都加了序号，方便众人挑选。

　　1984年5月，《解放军报》在第四版开出“绿色鹊桥”，中国军人征婚正式开幕。之前，专门面向残疾人读者的《三月风》也开办了“鹊桥相会终有期”，首开残疾人征婚先河。

　　陈重伊在他所著的《中国婚姻家庭非常裂变》中说，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新事物出现都得经历一番挣扎，但是，惟有征婚，却很顺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