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年前,宝洁(Procter & Gamble)纸尿布在巴西的销售异常低迷,曾让这家消费品行业巨头的高管倍感受挫。于是,他们决定对那里的纸尿布消费进行一次实地调查,结果发现了一种有趣的文化差异。 在美国,父母在购买纸尿布时,常常会提出一些花哨的附加要求(比方说护翼,淡淡的香味,以及采用能生物降解的材料等等)。但是在巴西,婴儿通常和父母一起睡觉,而且许多家庭都生活拮据。因此,消费者真正在意的是让婴儿(和父母)整夜保持干爽。最终,宝洁在巴西推出了一种吸水性超强的廉价尿布,没有任何花哨的细节,结果销量突飞猛增。“许多父母现在更加开心,可以睡更多的觉,”一位行业高管不久前在世界经济论坛(World Economic Forum)的辩论会上轻声笑道。 对于所有那些正涌向巴西等国的西方跨国企业而言,这是一个有益的教训。而对于像我这样以前研究的是社会人类学或其它社会科学的人来说,这个故事也相当发人深省和令人振奋。二十年前,当我还在大学读书时,人们有时候想不明白,凭借社会人类学的学位怎么能找到工作。毕竟,在上世纪80年代,就业市场上“最吃香”——或收入最高——的行业一般都要求经济学、自然科学、法律或语言类学位。相比之下,人类学家最后往往只能从事社会、援助、教学或媒体等工作;他们很少会涉足商界。 但眼下,了解跨文化挑战突然显得重要起来,就连一本正经的商界人士也这样想。例如上月在达沃斯,各家企业都在狂热地讨论,未来几年(从理论上讲)如何在所谓的“新兴市场”国家发现下一波增长机遇。随着情绪的高涨,西方企业开始寻找办法,试图将从纸尿布到核部件等所有的产品都兜售到巴西或印度等国。 可实际上,在这些西方企业的过往记录中,文化错误比比皆是。例如在达沃斯,我就听到了一些故事,讲述的是西方跨国企业如何试图在印度销售早餐麦片,结果却屡试屡败。显然,这是因为当地家庭喜欢吃热乎的早餐,而西方麦片大多无法与热牛奶相混。我还听过一个类似的故事: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试图将一种畅销车型的打折版销往印度——卸除了后座的电子车窗控制系统,以节省成本。此举同样以失败告终,因为美国人未能注意到,尽管后座在西方的地位较低(一般坐的是儿童),但在印度的地位却较高(因为富裕家庭都有司机)。 因此,随着那些有趣的故事越积越多,对文化——和当地文化敏感性——进行分析的必要性逐渐提上了议程。一些西方企业正考虑将更多的研发中心迁往新兴市场。其他一些企业试图让员工到新兴市场各个不同的地区轮流工作,以提供文化趋势方面的新视角。此外,没错,一些企业甚至还聘用社会人类学家,帮助他们发现也许与——比方说巴西纸尿布——息息相关的各种重要习俗。 这些办法是否有用已引起热议。迄今为止,人们一直普遍认为,随着技术从富国“推向”穷国,产品创新也从西方传播到了新兴世界。塔克商学院(Tuck School of Business)教授维贾伊•戈文达拉扬(Vijay Govindarajan)表示,有鉴于此,西方跨国企业不一定愿意将控制权让给新兴市场的研发中心。尽管西方企业不肯承认,但印度和巴西等国正在涌现出一些表现极其出色的企业,常常能通过大量创新,赶超西方跨国企业。 但随着有关文化挑战的讨论逐渐升温,最有趣的变化或许要算一种由戈文达拉扬教授命名的趋势——“反向创新”。随着新兴市场和企业经济重要性的提升,一些全球商界高管如今对于将观念从“西方”移植到“发展中”世界(即从富国到穷国)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,相反,他们正在询问如何也能将新兴市场的创新引入西方(即从穷国到富国)。“在西方,我们认为创新是让产品更强大、更华丽、更快速——但在新兴市场,创新是为了让生活更便利,是为了降低成本,”一家美国跨国巨头的首席技术官说道。“但或许西方的消费者也会喜欢更便宜、更简单的产品。” 换言之,如果你打算向美国父母兜售廉价、只具备基本的防水功能的纸尿布,他们真的会更喜欢这种纸尿布,而放弃花哨的护翼尿布吗?如果是简化版的汽车呢?在紧缩时期,这些选择又会如何改变?眼下,答案并不清楚。但作为一名极其偏执的观察人士,我希望这会为下一代人类学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;而且人们不只是研究新兴市场,也要研究西方一些同样奇怪的消费习惯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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